太满(2/4)
嫂挑两样小东西带回去。刚走到玻璃柜前，一个穿灰西装的高个店员已经朝克莱恩迎上去了，笑容像被熨斗烫过似的。
“先生，需要什么？我们刚到几款很漂亮的男用皮手套，都是从米兰运来的——”
女孩的小手还搭在柜台边，指尖触着冰凉的玻璃，没有出声。克莱恩也没接那店员的话，只侧过脸，普鲁士腔的英语硬得像子弹：
“我太太在问你挑东西。”
店员眼中掠过一丝愕然，嘴巴开合得像只刚被钓上来的鱼。
他在这行做了这么多年，不是没见过钢铁大亨搂着黑人歌女进来，也不是没见过国会议员带着肤色深棕的南美姑娘来挑选礼物——
那些玩腻了金发碧眼美人的阔佬们，偶尔想换换口味，尝尝异域风情的漂亮脸蛋，在这座城市里也算不上什么稀奇事。
可他万万没想到，一个从头发丝到脚后跟都透着“我很贵”的白人绅士，会如此毫不含糊地称呼一个黄种女人为“太太”。
“太….太太，”他僵着脖子转向俞琬，嘴角的肌肉像冻住了，“您，您要看看这款鳄鱼皮包吗？刚到的新款，全纽约只有三个。”
最后，他们并没有在他手里买任何东西。反倒是隔壁那家专卖爱尔兰亚麻织品的小店里，挑到了合适的礼物。
店主是个矮胖的红脸老头，每句话都像掺了威士忌。他管俞琬叫“Lady”，管弗雷迪叫“小先生”，粗糙大手把礼物包得一丝不苟。
回去的路上，走着走着，她忽然有些明白了。
为什么在日内瓦、在蒙特勒不大遇到的事，会发生在宪法里庄严宣告“人人生而平等”的种族大熔炉这里。
整个欧洲刚刚从一场以种族为名的血腥浩劫中醒来，对“区别对待”这四个字有一种近乎矫枉过正的敏感。谁也不敢公然把谁划到外面去，就像一道刚刚结痂的伤，谁都不想再去触碰它。
即使这种小心翼翼，对每个人来说，未必都出自真心。
而在这里，没有人背负着伤疤，也没有人需要“如履薄冰”，种族划分的规则是敞亮的，敞亮得像一张摊开的地图。
黑人不能进白人的餐厅，不能坐白人的车厢，有色人种不能坐在公交车前排，白纸黑字，像地图上标好的颜色——是什么人，就落在什么人的格子里，从来不需要猜。
温以宁那晚同她讲过，华人在美国人的眼里无非三种：要么是唐人街衣衫褴褛的洗衣工，要么是清汤寡水的留学生，要么就是那些自成圈子、鲜少与外界往来的上流子弟或达官贵人。
“所以，当一个华人和一个白人肩并着肩走在一起时，”温以宁当时耸了耸肩，“他们就会开始猜了。”
纽约的天气就像小女孩的脸，说变就变。
离酒店还有两个街口的时候，骤然狂风大作，行道树的叶子被卷得乱飞。克莱恩一手推着婴儿车，另一手环住她的肩，将她整个儿护在自己怀里。
“走。”他低头，嘴唇在她发顶印了一下，“快下雨了。”
俞琬抬起头，天上果然压下一片灰云，没多会儿，豆大的雨珠便吧嗒吧嗒砸到人头上。横竖也到了午餐时间，他们干脆拐进了旁边一家不起眼的牛排馆。
人不多，零零星星几桌，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一盏小铜灯。
前菜刚到一半，隔壁桌便来了三个西装革履的男人。领头的三十多岁，肩宽脸圆，下巴刮得泛青，领带松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，像是刚从哪个午间酒局里脱身出来。
他在他们旁边停了脚，先看俞琬，再看克莱恩，喉咙里滚出一声闷笑，酒气浓得呛人。
“德国人？”他问。
这人名叫巴特，布鲁克林出生，布朗克斯混大，在码头工会里有一帮跟着他吃饭、也听他吆喝的兄弟。
他认得眼前这个男人，纽伦堡审判上的“金发魔鬼”，照片曾登在每一份报纸的头版。可照片里再如何威风，如今也不过是从柏林流亡而来的丧家犬。站在美国的土地上，魔鬼也得夹着尾巴做人。
“在我的地盘上，管你从前是什么东西”，酒壮人胆，巴特在心里已经把句台词默念了好几遍。
克莱恩连眉毛都没抬一下，仿佛他们只是一阵酒糟味的风。
“听口音像，”巴特自说自话，“我兄弟在德国打过仗，俘虏了你们的几个将军，你们现在来美国讨生活，想必日子也不好过。”
另外两个跟着哄笑了几声，金发男人缓缓放下刀叉，银器碰到瓷盘，发出极清晰的一声脆响。他抬眸投去一瞥。
只那一眼，巴特便像被冰锥刺到一般，笑容不由自主收了半分，却偏偏不肯退，反而往前迈了一步，一只手作势要搭在俞琬的椅背上，将落未落。
虽然还隔着几寸，她的后脖颈却微微发起凉来，身子不自觉地往前倾了倾。
“我听说东方女人都很听话，是不是真的？”那人的话从她头顶飘下来。
话音未落，椅子腿在地板上划出极锋利的一声。
“先生，需要什么？我们刚到几款很漂亮的男用皮手套，都是从米兰运来的——”
女孩的小手还搭在柜台边，指尖触着冰凉的玻璃，没有出声。克莱恩也没接那店员的话，只侧过脸，普鲁士腔的英语硬得像子弹：
“我太太在问你挑东西。”
店员眼中掠过一丝愕然，嘴巴开合得像只刚被钓上来的鱼。
他在这行做了这么多年，不是没见过钢铁大亨搂着黑人歌女进来，也不是没见过国会议员带着肤色深棕的南美姑娘来挑选礼物——
那些玩腻了金发碧眼美人的阔佬们，偶尔想换换口味，尝尝异域风情的漂亮脸蛋，在这座城市里也算不上什么稀奇事。
可他万万没想到，一个从头发丝到脚后跟都透着“我很贵”的白人绅士，会如此毫不含糊地称呼一个黄种女人为“太太”。
“太….太太，”他僵着脖子转向俞琬，嘴角的肌肉像冻住了，“您，您要看看这款鳄鱼皮包吗？刚到的新款，全纽约只有三个。”
最后，他们并没有在他手里买任何东西。反倒是隔壁那家专卖爱尔兰亚麻织品的小店里，挑到了合适的礼物。
店主是个矮胖的红脸老头，每句话都像掺了威士忌。他管俞琬叫“Lady”，管弗雷迪叫“小先生”，粗糙大手把礼物包得一丝不苟。
回去的路上，走着走着，她忽然有些明白了。
为什么在日内瓦、在蒙特勒不大遇到的事，会发生在宪法里庄严宣告“人人生而平等”的种族大熔炉这里。
整个欧洲刚刚从一场以种族为名的血腥浩劫中醒来，对“区别对待”这四个字有一种近乎矫枉过正的敏感。谁也不敢公然把谁划到外面去，就像一道刚刚结痂的伤，谁都不想再去触碰它。
即使这种小心翼翼，对每个人来说，未必都出自真心。
而在这里，没有人背负着伤疤，也没有人需要“如履薄冰”，种族划分的规则是敞亮的，敞亮得像一张摊开的地图。
黑人不能进白人的餐厅，不能坐白人的车厢，有色人种不能坐在公交车前排，白纸黑字，像地图上标好的颜色——是什么人，就落在什么人的格子里，从来不需要猜。
温以宁那晚同她讲过，华人在美国人的眼里无非三种：要么是唐人街衣衫褴褛的洗衣工，要么是清汤寡水的留学生，要么就是那些自成圈子、鲜少与外界往来的上流子弟或达官贵人。
“所以，当一个华人和一个白人肩并着肩走在一起时，”温以宁当时耸了耸肩，“他们就会开始猜了。”
纽约的天气就像小女孩的脸，说变就变。
离酒店还有两个街口的时候，骤然狂风大作，行道树的叶子被卷得乱飞。克莱恩一手推着婴儿车，另一手环住她的肩，将她整个儿护在自己怀里。
“走。”他低头，嘴唇在她发顶印了一下，“快下雨了。”
俞琬抬起头，天上果然压下一片灰云，没多会儿，豆大的雨珠便吧嗒吧嗒砸到人头上。横竖也到了午餐时间，他们干脆拐进了旁边一家不起眼的牛排馆。
人不多，零零星星几桌，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一盏小铜灯。
前菜刚到一半，隔壁桌便来了三个西装革履的男人。领头的三十多岁，肩宽脸圆，下巴刮得泛青，领带松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，像是刚从哪个午间酒局里脱身出来。
他在他们旁边停了脚，先看俞琬，再看克莱恩，喉咙里滚出一声闷笑，酒气浓得呛人。
“德国人？”他问。
这人名叫巴特，布鲁克林出生，布朗克斯混大，在码头工会里有一帮跟着他吃饭、也听他吆喝的兄弟。
他认得眼前这个男人，纽伦堡审判上的“金发魔鬼”，照片曾登在每一份报纸的头版。可照片里再如何威风，如今也不过是从柏林流亡而来的丧家犬。站在美国的土地上，魔鬼也得夹着尾巴做人。
“在我的地盘上，管你从前是什么东西”，酒壮人胆，巴特在心里已经把句台词默念了好几遍。
克莱恩连眉毛都没抬一下，仿佛他们只是一阵酒糟味的风。
“听口音像，”巴特自说自话，“我兄弟在德国打过仗，俘虏了你们的几个将军，你们现在来美国讨生活，想必日子也不好过。”
另外两个跟着哄笑了几声，金发男人缓缓放下刀叉，银器碰到瓷盘，发出极清晰的一声脆响。他抬眸投去一瞥。
只那一眼，巴特便像被冰锥刺到一般，笑容不由自主收了半分，却偏偏不肯退，反而往前迈了一步，一只手作势要搭在俞琬的椅背上，将落未落。
虽然还隔着几寸，她的后脖颈却微微发起凉来，身子不自觉地往前倾了倾。
“我听说东方女人都很听话，是不是真的？”那人的话从她头顶飘下来。
话音未落，椅子腿在地板上划出极锋利的一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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