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节(5/6)
动,起义不断发生。公元1291年,桑哥被杀。
边疆政策西藏和中原的联系,源远流长。当窝阔台次子阔端于公元1239年派遣道尔率兵进驻吐蕃后,喇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于公元1247年以66岁的高龄,应邀与阔端会晤。
通过协商,代表西藏地方势力同蒙古建立了宗藩关系,派员向蒙古呈献了贡礼,西藏正式归蒙古管辖。
宪宗三年(公元1253年),萨班之侄喇嘛教萨迦派法王八思巴在六盘山会见了忽必烈。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,并派他担任总制院的第一任长官。总制院后更名为宣政院。公元1279年八思巴卒,元世祖又追封他为大元帝师。元朝中央机构所设的宣政院,“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冶之”。
元朝政府在西藏设立乌斯、藏、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,有都元帅、宣抚、安抚、招讨等使。乌斯即前藏,藏即后藏,纳里速古鲁孙即阿里三部。当时把前后藏分为13个万户,万户长以上的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。此外,还在西藏设置驿站,调查户口,征收赋税,屯戌军队。总之,从元朝开始,西藏地区已正式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。
元世祖即位后,在云南设置了行省。行省之下,还设置了路、府、州、县。又设置若干军民总管府。元世祖派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为第一任云南行省的最高长官“平章政事”。此后云南和内地的联系也更加密切。
元代,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政治关系有了新的发展。至元时,在澎湖设立巡检司,“隶泉州晋江县”。元朝通过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。这是中国政府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权力机构。
大一统元朝大统一的政治形势,促进了边疆各族和中原地区经济、文化联系的发展;各民族联系的加强,又巩固了空前统一的国家。由于当时大量汉族被签发到边地去开垦,边疆各族也大量迁入内地定居,宋、辽、西夏、金时期各少数民族偏守一隅的情况逐渐有了变化,相互间开始加强了沟通和联系。过去视为边陲绝域的地区都和中原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。原有的地域观念逐渐减弱。
元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。中国的回族,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。在元代“回回”一词最初是指由中亚、阿拉伯、波斯等地迁到中国的人。经过长期在内地与其他各族杂居,彼此互通婚姻,文化上互相渗透,逐渐在中国境内形成了具有独特生活习惯、宗教信仰、文化特点的新民族——回族。回族的形成,说明元朝时期中国民族融合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设立驿站元代的驿站制度,在窝阔台汗时代就具备了雏形。
随着蒙古疆土的扩大,特别是征服了欧亚广大地区之后,日益显示出这个制度对巩固统一的重要作用。后来不断有革新和整顿。
元世祖定都大都后,驿站制度就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发展起来,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,在全国交通线上设置了站赤(蒙语音译,意为管理驿站的人),以便“通达边情,布宣号令”。在当时,蒙古地区的驿站,专设通政院管辖;中原地区的驿站,则归兵部掌管。站赤分陆站和水站。陆站用马、牛、驴或车,辽东有些地方运输时用狗拉橇行于泥雪上,故又有狗站。水站则用船。据记载,全国站赤共有1400处,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边远地区和四大汗国间的驿站。
和驿站相铺而行,专用以传递紧急文书的机构叫急递铺。每10里或15里、25里设一铺,每铺置铺丁五人。铺丁一昼夜行400里,用徒步奔驰,辗转传递军政机要文书。
元代的驿传制度对当时的波斯、俄罗斯、埃及和中亚、西亚诸国都产生了影响,在俄罗斯竟沿用了数百年之久。海纳百川元朝就像一个大海,虽有歧视部分民族的色彩,但又吸引不同种族的能人志士为其效劳。
元代帝师——八思巴八思巴(公元1235年—公元1280年),又译作帕克思巴、八合思巴、拔思发等,本名罗追坚赞。藏族政治家、佛学大师,藏传佛教萨迦派第5代祖师,元代首任帝师。
八思巴出身名门望族,自幼聪慧过人,通晓佛学,相传3岁时就能口诵莲花修法,8岁能背诵经文,9岁时就在法会上给别人讲经说法,故被称为“八思巴”(“圣者”、“神童”之意)。
南宋淳祐四年(公元1244年),八思巴与其弟恰那多吉随伯父萨班赴凉州(今甘肃武威)谒见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。十一年(公元1251年),应召赴六盘山谒见忽必烈。八思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谦虚谨慎的美德,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。他备受崇敬,被尊为“上师”。同年,萨班病逝,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新法王。自宝祐元年(公元1253年)随侍忽必烈,忽必烈及王妃、子女皆从其受密教灌顶,皈依藏传佛教。
宪宗七年(公元1257年),八思巴到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,成为第一个朝拜五台山的藏传佛教领袖人物。元中统元年(公元1260年),八思巴受封国师,“授以玉印”,任中元法主,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。
同时,根据道路情况,设置驿
边疆政策西藏和中原的联系,源远流长。当窝阔台次子阔端于公元1239年派遣道尔率兵进驻吐蕃后,喇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于公元1247年以66岁的高龄,应邀与阔端会晤。
通过协商,代表西藏地方势力同蒙古建立了宗藩关系,派员向蒙古呈献了贡礼,西藏正式归蒙古管辖。
宪宗三年(公元1253年),萨班之侄喇嘛教萨迦派法王八思巴在六盘山会见了忽必烈。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,并派他担任总制院的第一任长官。总制院后更名为宣政院。公元1279年八思巴卒,元世祖又追封他为大元帝师。元朝中央机构所设的宣政院,“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冶之”。
元朝政府在西藏设立乌斯、藏、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,有都元帅、宣抚、安抚、招讨等使。乌斯即前藏,藏即后藏,纳里速古鲁孙即阿里三部。当时把前后藏分为13个万户,万户长以上的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。此外,还在西藏设置驿站,调查户口,征收赋税,屯戌军队。总之,从元朝开始,西藏地区已正式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。
元世祖即位后,在云南设置了行省。行省之下,还设置了路、府、州、县。又设置若干军民总管府。元世祖派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为第一任云南行省的最高长官“平章政事”。此后云南和内地的联系也更加密切。
元代,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政治关系有了新的发展。至元时,在澎湖设立巡检司,“隶泉州晋江县”。元朝通过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。这是中国政府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权力机构。
大一统元朝大统一的政治形势,促进了边疆各族和中原地区经济、文化联系的发展;各民族联系的加强,又巩固了空前统一的国家。由于当时大量汉族被签发到边地去开垦,边疆各族也大量迁入内地定居,宋、辽、西夏、金时期各少数民族偏守一隅的情况逐渐有了变化,相互间开始加强了沟通和联系。过去视为边陲绝域的地区都和中原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。原有的地域观念逐渐减弱。
元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。中国的回族,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。在元代“回回”一词最初是指由中亚、阿拉伯、波斯等地迁到中国的人。经过长期在内地与其他各族杂居,彼此互通婚姻,文化上互相渗透,逐渐在中国境内形成了具有独特生活习惯、宗教信仰、文化特点的新民族——回族。回族的形成,说明元朝时期中国民族融合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设立驿站元代的驿站制度,在窝阔台汗时代就具备了雏形。
随着蒙古疆土的扩大,特别是征服了欧亚广大地区之后,日益显示出这个制度对巩固统一的重要作用。后来不断有革新和整顿。
元世祖定都大都后,驿站制度就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发展起来,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,在全国交通线上设置了站赤(蒙语音译,意为管理驿站的人),以便“通达边情,布宣号令”。在当时,蒙古地区的驿站,专设通政院管辖;中原地区的驿站,则归兵部掌管。站赤分陆站和水站。陆站用马、牛、驴或车,辽东有些地方运输时用狗拉橇行于泥雪上,故又有狗站。水站则用船。据记载,全国站赤共有1400处,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边远地区和四大汗国间的驿站。
和驿站相铺而行,专用以传递紧急文书的机构叫急递铺。每10里或15里、25里设一铺,每铺置铺丁五人。铺丁一昼夜行400里,用徒步奔驰,辗转传递军政机要文书。
元代的驿传制度对当时的波斯、俄罗斯、埃及和中亚、西亚诸国都产生了影响,在俄罗斯竟沿用了数百年之久。海纳百川元朝就像一个大海,虽有歧视部分民族的色彩,但又吸引不同种族的能人志士为其效劳。
元代帝师——八思巴八思巴(公元1235年—公元1280年),又译作帕克思巴、八合思巴、拔思发等,本名罗追坚赞。藏族政治家、佛学大师,藏传佛教萨迦派第5代祖师,元代首任帝师。
八思巴出身名门望族,自幼聪慧过人,通晓佛学,相传3岁时就能口诵莲花修法,8岁能背诵经文,9岁时就在法会上给别人讲经说法,故被称为“八思巴”(“圣者”、“神童”之意)。
南宋淳祐四年(公元1244年),八思巴与其弟恰那多吉随伯父萨班赴凉州(今甘肃武威)谒见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。十一年(公元1251年),应召赴六盘山谒见忽必烈。八思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谦虚谨慎的美德,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。他备受崇敬,被尊为“上师”。同年,萨班病逝,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新法王。自宝祐元年(公元1253年)随侍忽必烈,忽必烈及王妃、子女皆从其受密教灌顶,皈依藏传佛教。
宪宗七年(公元1257年),八思巴到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,成为第一个朝拜五台山的藏传佛教领袖人物。元中统元年(公元1260年),八思巴受封国师,“授以玉印”,任中元法主,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。
同时,根据道路情况,设置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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