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节(7/1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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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早在忽必烈奉蒙哥汗命令南下指挥左翼军讨宋时,汉地就有人向他建议过“据有上游(这里的“上游”实指长江中游的江汉流域),戈船东下”的平宋方略。至元初年向他力主此议的正是从泸州降元的刘整。他在陛见忽必烈时鼓动他说:“自古帝王,非四海一家,不为正统。圣朝有天下十七八,何置一隅(指偏安一隅的南宋)不问。而自弃正统邪!”他提出的“先攻襄阳,撤其扦蔽”的战略方针显然大合忽必烈的心意。召见刘整的第二年即至元五年(1268),元廷命刘整率汉军驰赴河南前线,与屯驻在那里的阿术“同议军事”,规划进攻宋荆湖重镇襄樊(在今河南)事宜。同年又派姚枢至河南经理屯田,“张平宋本”。
    把主攻目标从长江上游转移到长江中游,是一项非常明智的决策。蜀地险厄,易守难攻,又因长期战争而凋蔽不堪。在当时条件下,即使花费巨大的代价强攻而得之,对改变宋元对抗的总战略态势未必会有多少益处。而争夺荆襄,兵临大江,再顺流而东,是中国中世纪历史上一再重演过的战争伟剧。自蒙古南下以后,六盘山一直是他们驻牧休养的一个大本营。对他们来说,从那里途经汉中,进入川地,甚为近便。于是攻蜀似乎变成了蒙古侵宋战略中的一种思维定势。在后人看来,数经挫折后改弦易辙乃势所必至,但对当事人而言,这仍然是了不起的战略转移。
    1268年秋,元军开始实施包围襄樊的军事行动。樊城在汉水之北,较易为元军控制,所以围城重点在襄阳。元军很快夺得襄阳周围诸要隘,筑寨戍守,包围圈长达数十里。1269年春又围樊城。但这时襄阳犹得与其以南诸宋地相交通;另外,襄、樊两城隔汉水相望,有植木江中、贯以铁索的浮桥相连。所以襄、樊之间及其与外界的联系,并没有完全中断。1269年初,元廷派北方汉人官僚中资望最高的史天泽带枢密副使衔,偕驸马、枢密副使忽剌出至前线督师。史天泽视察形势后,又在襄阳外围地区加筑一道围城工事,“筑万山以断其西,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”,在南线则将城南三十余里的百丈山也置于包围之内。翌年再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,上置弩炮,以扼敌船。再明年即1271年,加筑“一字城”于襄阳城南的岘山、虎头山一线。襄阳通往外界的陆路基本上被断绝。在这之前,一心想建灭宋头功的刘整已开始制造船舰,训练水军。即使因雨天不能出至水面,也“画地为船”坚持操习不懈。
    从元兵对襄樊实施围城战的次年早春起,宋军就不断地由水、陆两路增援襄樊。战事之初,宋水师大概还有一定的优势,所以攻击元军和运送衣粮进襄阳,更多地使用舟师取道汉水行动。张世杰、范文虎、夏贵等名将都曾参与援襄之战。1270年秋、1271年夏,范文虎先后两次统舟师大举应援,兵力都在10万上下,但均被蒙古军击退。甚至当1271年秋,元军在汉水中流置放了7枚巨大的圆石以阻塞河道之后,宋军仍然在翌年春末趁江水暴涨,以轻舟强行突破水上障碍,将馈饷送入襄阳城中。这时樊城的外城已被元兵攻破。
    宋军应援襄樊最悲烈的一幕,是由李庭芝招募的3000民兵在张顺、张贵率领下护饷突入襄阳城的壮举。1272年夏,二张率装满军需的船队,从襄阳上流乘夜浮水而下。他们以“此行有死而已”的气概,冲入元军布防于汉水中的水阵,与敌船水手短兵相接,奋力搏杀,竟杀开一条血路,冲过防线。于天明时分驶至襄阳城下。这时张顺已战死。张贵留在襄阳历数月,乃于秋天驾船舰出城,顺流下走,与围城的元水师激战数十里,杀出重围。后因接应的宋军失期不至,被元军袭败擒获,不屈而死。
    1272年秋,元军因襄阳围久未下,决定先取樊城,以夺宋师军心。至冬,元军断木沉索,焚毁汉水上的浮桥,对樊城实施攻坚战。他们用巨型的西域抛石机“回回炮”猛击樊城,在樊城四周同时发起进攻,先后从三面攻破内城。1273年2月初,樊城宋守军巷战失败。城南尚未战死的军民,被元兵悉数屠戮。
    从军事上讲,樊城失守并不对襄阳的存亡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,但它却极大地强化了襄阳守军因孤立而产生的绝望感。襄阳现在真正是危在旦夕了。
    元军克樊城后,立即移攻城回回炮于襄阳城下。这时城内粮食尚可支撑,衣装、薪柴则都已断绝。时值冬末,军民被迫拆屋居作柴烧。襄阳守将吕文焕每次上城楼巡视,总是忍不住“南望恸哭”。
    2月,元军用回回炮轰击襄阳,打中城内谯楼,军心大惊。吕文焕困守襄阳首尾六年,战至兵尽力竭,被迫降元。这时距离樊城之破不足20日。当时人作诗曰:“吕将军在守襄阳,襄阳十年铁脊梁。望断援兵无消息,声声骂杀贾平章(指贾似道)。”诗歌批评宋朝当局坐视襄阳孤军苦守,这一点不尽符合事实,但它表明舆论对吕文焕不得已而献城出降,颇抱同情之心。
    襄樊之役再一次集中地暴露出宋军的虚弱。在前方有过作战体验的元朝高级将领,纷纷建议忽必烈乘这个机会全面攻宋。襄樊前线统帅阿术说:“臣略地江淮,备见宋兵弱于往昔。今不取之,时不能再。”阿里海牙说:“荆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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