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生之文豪崛起 第108节(2/3)
学校，准备回宿舍里继续撰写《大唐天魔志》的时候，王伯送了两封信过来，一封是台湾寄来的，一封是美国寄来的。
台湾的来信是李瀚祥写的，说是宇宙唱片公司的经理，希望霍耀文能够把甜蜜蜜前言的歌词，交给他们唱片公司的邓丽君演唱，同时也寄来了一张一千港元的汇款单。
“没想到兜兜转转，还是要她来唱！”
霍耀文笑了笑，把信纸放到了一边，反正《甜蜜蜜》的原唱就是邓丽君，交给她也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美国的信是利脱寄来的。
信的内容是《1999》已经顺利的进入了雨果奖中篇小说第三轮票选，只要再过两轮就能进入最终的竞选，他那边也因公关花了有八万美金左右，虽然花的钱有一点点超出之前的预估，但已经有十几个国家的出版公司跟他在商谈《1999》的出版权。
其中已经卖出去了法国，德国还有日本的印刷出版权，他们给的分成比例都很高。
至于《虚拟世界》，利脱还在跟班坦图书出版公司的人沟通，他认为可以要价到百分之十八的分成，可对方一直卡在百分之十五，双方还在僵持之中。
对于分成的事情，霍耀文在回信的时候没有多说，只是讲一切都交给利脱你自己负责。
毕竟这封信是一个星期前的了，也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什么变化，霍耀文也不想打乱利脱的谈判。
等写完两封回信，霍耀文拿着信就直接下楼交给了王伯。
霍耀文把邮寄的钱和信放到桌上：“麻烦你了王伯。”
王伯伯笑呵呵的说道：“不麻烦的霍老师，反正每天都有邮局的人过来送信，到时候我交给他们就行了。”
.......
第171章 【汉奸之辈，人人得而诛之】（修）
二人寒暄之后，
霍耀文正准备告辞回宿舍的时候，忽然他的目光注意到桌上的一本周刊，封面上的标题很醒目：《论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》
霍耀文下意识的将杂志拿起来一看，正上面写着明报月刊，翻阅到写有标题内容的一页：
“1961年，香港中文大学教职主任，新亚书院创始人，哲学教授，新儒学大师唐君毅对外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名为：《说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》
在这篇文章中，唐君毅大力抨击海外华人社会当中，急谋归化外国的风气，指他们匆匆放弃本国的文化、语言和传统习俗。
当时这篇文章一经发布，迅速的轰动港岛以及海外的华人群体，就中华文化的现状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讨论。
唐教授大力主张文化保守主义，批判那些以进步或时代潮流风势之名，或以打破狭隘国家民族观念为藉口，抛弃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洋奴分子……
他结合哲学思辨的口吻和激动的语调，写道：五千年之华夏民族，亦如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，随风吹散，失其所守，不知所以凝摄自固之道……”
“...香港社会的部分知识分子出现了摒弃中华上下五千年之传统与文明，舍近求远，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去追求西方文化。
出去吃个早茶，坐个黄包车，都是满口的洋文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知识分子的标杆和身份。
这种求进步而不根于理想，只是求变迁、务新奇、失本根、离故常，此并非真进步，而只是轻薄自己与祖先罢了。
三年后，1964年，唐教授又再发表《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》一文，进而批评香港学术文化教育中之价值标准之外在化，并大力抨击部分华人知识分子放弃守护民族自身学术及文化的价值。
唐教授认为当今的学术风气，是以他人之标准为标准。
文章中写道：“必待他人之认识与批准其有价值，然后能自信自守其思想与人格之有价值之处，此即为奴隶的人。
这是一种精神上之失其信守，而进至一切求信守于他人的悲哀。
这种只居于求信守于西方人，只求西方人加以认识的地位，忘了自信、自守自己，认识自己”，是一种奴隶意识之开始……”
唐君毅是典型的南来文人，1949年春，他应广州华侨大学之聘南下，但因时局动荡，没有多久便离穗赴港。
到香港后，唐君毅与钱穆、张丕介等共同创办新亚书院，受聘为新亚书院教授，除担任书院主要课程外，还兼任教务长一职。
一切本该都很顺利，但在1964年，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一周年之际，英政府强行要削弱中文大学书院的自主权，这也导致后来在1973年，唐君毅愤然辞去中文大学教师职位，以及新亚书院校董一职。
所以他对民族学术文化的被边缘化，以及离散华人知识分子寄居他人、仰人鼻息的处境十分愤慨。
...
自明报月刊重登发表了唐君毅几年前的两篇文章后，香港无数的知识分子和各种撰稿人就这篇文章，在报纸和杂志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
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是《盘古》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：《海外中国人的回归》
撰写这篇文章的是盘古杂志的执笔主编，同时也是杂志创始人之一
台湾的来信是李瀚祥写的，说是宇宙唱片公司的经理，希望霍耀文能够把甜蜜蜜前言的歌词，交给他们唱片公司的邓丽君演唱，同时也寄来了一张一千港元的汇款单。
“没想到兜兜转转，还是要她来唱！”
霍耀文笑了笑，把信纸放到了一边，反正《甜蜜蜜》的原唱就是邓丽君，交给她也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美国的信是利脱寄来的。
信的内容是《1999》已经顺利的进入了雨果奖中篇小说第三轮票选，只要再过两轮就能进入最终的竞选，他那边也因公关花了有八万美金左右，虽然花的钱有一点点超出之前的预估，但已经有十几个国家的出版公司跟他在商谈《1999》的出版权。
其中已经卖出去了法国，德国还有日本的印刷出版权，他们给的分成比例都很高。
至于《虚拟世界》，利脱还在跟班坦图书出版公司的人沟通，他认为可以要价到百分之十八的分成，可对方一直卡在百分之十五，双方还在僵持之中。
对于分成的事情，霍耀文在回信的时候没有多说，只是讲一切都交给利脱你自己负责。
毕竟这封信是一个星期前的了，也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什么变化，霍耀文也不想打乱利脱的谈判。
等写完两封回信，霍耀文拿着信就直接下楼交给了王伯。
霍耀文把邮寄的钱和信放到桌上：“麻烦你了王伯。”
王伯伯笑呵呵的说道：“不麻烦的霍老师，反正每天都有邮局的人过来送信，到时候我交给他们就行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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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1章 【汉奸之辈，人人得而诛之】（修）
二人寒暄之后，
霍耀文正准备告辞回宿舍的时候，忽然他的目光注意到桌上的一本周刊，封面上的标题很醒目：《论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》
霍耀文下意识的将杂志拿起来一看，正上面写着明报月刊，翻阅到写有标题内容的一页：
“1961年，香港中文大学教职主任，新亚书院创始人，哲学教授，新儒学大师唐君毅对外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名为：《说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》
在这篇文章中，唐君毅大力抨击海外华人社会当中，急谋归化外国的风气，指他们匆匆放弃本国的文化、语言和传统习俗。
当时这篇文章一经发布，迅速的轰动港岛以及海外的华人群体，就中华文化的现状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讨论。
唐教授大力主张文化保守主义，批判那些以进步或时代潮流风势之名，或以打破狭隘国家民族观念为藉口，抛弃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洋奴分子……
他结合哲学思辨的口吻和激动的语调，写道：五千年之华夏民族，亦如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，随风吹散，失其所守，不知所以凝摄自固之道……”
“...香港社会的部分知识分子出现了摒弃中华上下五千年之传统与文明，舍近求远，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去追求西方文化。
出去吃个早茶，坐个黄包车，都是满口的洋文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知识分子的标杆和身份。
这种求进步而不根于理想，只是求变迁、务新奇、失本根、离故常，此并非真进步，而只是轻薄自己与祖先罢了。
三年后，1964年，唐教授又再发表《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》一文，进而批评香港学术文化教育中之价值标准之外在化，并大力抨击部分华人知识分子放弃守护民族自身学术及文化的价值。
唐教授认为当今的学术风气，是以他人之标准为标准。
文章中写道：“必待他人之认识与批准其有价值，然后能自信自守其思想与人格之有价值之处，此即为奴隶的人。
这是一种精神上之失其信守，而进至一切求信守于他人的悲哀。
这种只居于求信守于西方人，只求西方人加以认识的地位，忘了自信、自守自己，认识自己”，是一种奴隶意识之开始……”
唐君毅是典型的南来文人，1949年春，他应广州华侨大学之聘南下，但因时局动荡，没有多久便离穗赴港。
到香港后，唐君毅与钱穆、张丕介等共同创办新亚书院，受聘为新亚书院教授，除担任书院主要课程外，还兼任教务长一职。
一切本该都很顺利，但在1964年，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一周年之际，英政府强行要削弱中文大学书院的自主权，这也导致后来在1973年，唐君毅愤然辞去中文大学教师职位，以及新亚书院校董一职。
所以他对民族学术文化的被边缘化，以及离散华人知识分子寄居他人、仰人鼻息的处境十分愤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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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明报月刊重登发表了唐君毅几年前的两篇文章后，香港无数的知识分子和各种撰稿人就这篇文章，在报纸和杂志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
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是《盘古》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：《海外中国人的回归》
撰写这篇文章的是盘古杂志的执笔主编，同时也是杂志创始人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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